程美东：坚持大历史观基础上的正确党史观

用大历史观来研究历史、研究党史、研究工作中的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大力提倡的战略思维。“大历史观”不仅是习近平总书记思考世界历史、中国历史、中共党史问题的基本思维方式和方法，也是他思考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问题、开展部署具体工作的一种思维方式。 

一、“大历史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大力提倡的新时代战略思维

大历史(macro－history)一词在中国的盛行，与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的推介密切相关，他的大历史观基本观点如下：其一，“大历史观”在空间上以全球为视野，考察特定的国家、民族、地区等主体历史需要同时考察与这些主体并存的其他主题的历史，“应当广泛地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地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史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才能谈得上进一步的研究”[1]2。“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1]7其二，“大历史观”注重从长远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观察历史，就是主张“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1]4。其三，“大历史观”善于“见微知著”，注重从小事件看大道理。

当然，大历史观被引入中国学界并被很多人认同、消化后，已经得到更多的升华。它不仅已经具有超越微观史学过度关注细节、过多使用定量方法、过多关注零星问题的思维高度、广度，提升了宏观史学的研究境界，使得中国学术界对于史论研究的范式和内容得到了更新和拓展。新时代中国人的大历史观形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体系：其一，审视历史需要把历史内容的长度、深度、高度、厚度无尽地延长和扩伸，使得历史研究的纵深感、穿透力、互系度能够得到充分的展现。历史研究的现实价值是为后人提供经验教训，其重要的研究方法就是归纳法，而归纳结论的科学性程度与研究者本人历史观的长度、高度、深度、厚度密切相关，它不仅决定着研究者收集历史资料的全面性、系统性、真实性，还决定着研究者洞察史料的判断力、认识力、叙述力。大历史观在增强历史研究者认知历史的长度、深度、高度、厚度方面可以提供丰厚的滋养。其二，避免线性思维、静态思维。历史研究的基础是史料，而史料涉及到五湖四海、方方面面，每个个体接触的史料很容易以零星的方式呈现，这样的阅读惯性非常容易导致由点到点的线性思维、静态思维，就是容易被个别、片面的史料所遮蔽而产生盲人摸象似的认知。大历史观所具有的战略性、长远性、全面性的思维特质，可以避免线性思维、静态思维缺陷的滋生。其三，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融合。大历史观思维的战略性、全面性、长远性特质，使得这种历史观视野开阔、取向开放、思维活跃，这样的思维灵活变通，与实践的生动鲜活品格具有内在的契合。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历史观不仅仅是一种思维方法，而且也是一种工作方法，具有大历史观的人更容易纵览全局，在驾驭人类实践的发展上容易得心应手。

用大历史观来研究历史、研究党史、研究工作中的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大力提倡的战略思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不同的场合，结合工作的具体实际，特别强调要以“大历史观”为基础来思考问题、分析问题，据此科学总结历史经验、为我们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针对党和国家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要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局面，就必须树立宏大历史视野，把握世界发展大势，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在时代前进的洪流中书写中华民族发展新篇章。”[2]“大家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根本遵循，认真领会和正确把握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多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来认识和把握党的基本路线，深刻领会为什么基本路线要长期坚持。”[3]“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进一步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4]。

针对改革开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华民族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根基。”[5]针对学术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6]“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研究，深刻揭示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深远影响。要坚持大历史观，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7]针对三农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提出了要以大历史观来加以审视：“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8]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也提出了要坚持大历史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9]。

强调用大历史观来研究、考察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展现出习近平总书记作为战略家、政治家的宏大思维特质，表明他在思考问题中所着眼的战略时空的广度和宽度，只有运用这样的思维，才能够将问题看得清看得明，才能完成一般人所无法完成的目标。没有大历史观，治国理政就很容易纠结于枝节问题，而不能集中主要方向、抓住主要大事，就不能抓住关键问题和事物的本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历史观”的战略思维适用于一切工作、一切决策过程，适合于全方位的实践和思想，是正确党史观形成的基础，也是一切社会科学顺利发展的基础。他不仅运用“大历史观”来思考中国问题，还提出要运用“大历史观”来研究世界问题：“要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沿革和实践要求，在新一轮科技变革、全球经济发展大格局和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中深化对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规律性认识，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命运比较和我们党长期执政面临的现实考验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规律性认识，全面系统地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科学理念、有效对策，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为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10]

可以说，“大历史观”不仅是习近平总书记思考世界历史、中国历史、中共党史问题的基本思维方式和方法，也是他思考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问题、开展部署具体工作的一种思维方式。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如此重视“大历史观”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是因为“大历史观”具有宏观性、战略性、前瞻性的思维特征，能够把历史、现实、未来的长远时间和中国以及世界的广阔空间有机联系在一起，借助这种思维容易从中看出一些规律性问题，形成战略性认识，才能保证治国理政科学有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很多新思想、新认识、新判断，都蕴含着“大历史观”思维，比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一带一路”倡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等等。这些思想和理论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刻的历史方位感，具有“大历史观”的思维特征。

二、坚持以“大历史观”研究党史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唯物史观

研究中共党史，必须要坚持“大历史观”。只有坚持以“大历史观”来研究中共党史，才能真正把握中国共产党发展的趋势，才能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发现规律性的内容，才能科学认识和评价我党历史上的成功和曲折，才能深刻体悟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文化基因。坚持以“大历史观”来研究中共党史，最根本的是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如果历史观错误，不仅达不到学习教育的目的，反倒会南辕北辙、走入误区。”[11]坚持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共党史，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以下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其一，坚持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来研究中共党史。按照这个原理来研究中共党史，就是在研究、评价中共党史上的事件、人物时一定要考虑到当时的客观条件，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社会心理、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等多方面实际情况；只有在充分认识这些社会存在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弄清楚党史上人物思想产生的内在因素，才能够了解党史上各种活动产生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才能够科学地认识党的历史问题。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研究方法，就会陷入唯心的神秘主义、不可知论的泥潭，就会从根本上错误地认识和理解中共党史。

其二，生产力决定论。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来，在人类社会所有的存在中，最根本的存在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而生产力主要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个基本要素，其中劳动工具的情况直接决定着、体现着生产力水平，生产力水平直接决定了生产关系的状况。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属于生产关系范畴。研究中共党史，必须要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作为重要的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必要性和先进性，才能对党的伟大辉煌的历史有总的定性认识，才能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而产生的人物和事件作出客观的评价，才能抓住中共党史的主流，才能防止党史研究中因为过于关注细节而产生一叶障目的后果。

其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必须贯彻这一基本研究原则。在分析研究党史上重大事件、重要活动产生的原因时，一定要考察党内外群众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考察他们的思想取向、活动实践等因素。只有坚持这个原则，才能克服党史研究中形形色色的迷信色彩，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完全迥异于历史上的唯心主义的研究方法。

其四，阶级斗争推动论。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强调被压迫阶级被剥削阶级为了获得自己物质和精神上的自由而进行的斗争的合理性和进步性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是共产党人开展实践活动的重要的思想武器，同时也是共产党人研究自己的历史的基本遵循。如果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忘记了阶级斗争、忽视了阶级斗争，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党的历史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以广大工农大众为基础，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劳苦大众为主体的先进政党，离开了劳动阶级，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了群众基础，那么，中国共产党一切活动、一切历史都无从谈起。

以上几种基本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大历史观的基本内容。按照这些观点来研究党史，就能从宏观上把握党的历史的主流样态，就能把党的历史研究引到本真的面目当中，使得这样的研究视角高妙通透，有效防止零零星星的琐碎研究和细节研究带来的猎奇色彩。

三、坚持“大历史观”基础上的正确党史观必须以三个历史决议为基本遵循和依据

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同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党的百年丰富的历程进行了系统整理和阐述。这三个决议都是科学的，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和谐团结，为总结经验教训，更加众志成城，打好思想价值基础。

这三个历史决议本来是党内政治文件，主要是以团结统一党的思想为目的，同时为认识中共党史的权威性、直接性、系统性提供了可靠的历史评价的标准。

其一，第一个《决议》主要对于大革命期间所犯右倾错误和大革命失败后所犯的三次“左”倾错误，尤其是第三次“左”倾错误做了系统分析，认为各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是同毛泽东同志站在恰恰相反的方面：第一次“左”倾路线的盲动主义，使红军脱离人民群众；第二次“左”倾路线，使红军实行冒险进攻。但是这两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没有完整的体系，具有完整体系的是第三次，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忽略正确的军民、军政、官兵关系的教育，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正当的游击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他们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同敌人“拼消耗”；最后，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时，又变为实行真正的逃跑主义。这些都是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正确的人民战争的结果。第一个《决议》指出，中国革命必须依靠中国人独立自主地解决，反对阵地战、反对以城市为中心的战役，主张弱小背景下开展游击战、运动战。这个决议成功解决了民主革命时期的教条主义问题，纠正了“左”倾路线指导下的错误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使得全党的马列主义素养得到空前提高，全党高度团结在正确的路线之下。并且，这个《决议》第一次系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思想内容，使得全党有了自己的思想核心、政治核心，还严肃地批评了教条主义，使得我们党既弄清了思想，又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过程，从而达到新的团结。

其二，第二个《决议》是考虑如何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走出来，进行彻底的思想和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决议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后32年我党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但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这个历史决议重点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32年中共历史中重大问题的得失成败，重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并提出了集中精力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

其三，第三个《决议》对十八大以来党的历史经验做了总结。决议深刻总结我们党百年奋斗四个历史时期创造的四个伟大成就，充分有力地证明了“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分有力地证明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三个《决议》重点总结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和新鲜经验。从十三个方面对新时代进行深刻总结，充分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决议》明确指出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深刻论述了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提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要求。

这三个《决议》既对过去的历史问题做了明确的结论，又对正在进行的实践做了具体的规定，对我们全党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方面发生的问题都给予了明确的规定和指导。可以说，这三个历史决议为全党以“大历史观”研究和解决党史问题提供了绝好的示范和指导。我们要想确立正确党史观，就要按照三个《决议》为基本遵循，掌握大的思想方法来解决具体的问题。除了原则性大问题，其他问题一概不予细细追究。既要结束过去，又要开辟未来；既要抓大放小，又要实事求是；既要追究更替责任，又要充分考虑时代环境；既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更要着眼未来发展。这就是大历史观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

四、坚持“大历史观”基础上的正确党史观必须防范各种错误观点的泛滥

我们要态度坚决地反对错误党史观，通过反对错误党史观，才能坚定地树立正确党史观。在树立正确党史观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擦亮眼睛、明辨是非，对一些似是而非的历史观点要深入分析，防止其被错误党史观所利用。

其一，防止静态孤立地审视与党史有关的历史问题。有些人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时，通过选择性地聚焦某个时期的某些侧面，比如知识分子的待遇、报纸的某些言论空间，甚至美化部分军阀的“个人魅力”或“关心民生”的零星事迹，营造出一种解放前某个时期“岁月静好”的假象。它刻意忽略了新中国成立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本性质，忽略了帝国主义侵略、封建势力压迫、军阀混战带给国家和人民的深重苦难，忽略了广大民众流离失所、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基本事实。以偏概全、美化粉饰的做法，实质上是在变相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如果不推翻三座大山，中国何谈独立自主？人民何谈解放幸福？这种观点看似没有直接挑战现实政治，但其潜移默化的影响会使人们对我们党领导的革命伟业产生怀疑，动摇我们今天道路自信的历史根基。

其二，防止消解社会主义价值。错误党史观的的一个重要攻击方向，就是试图瓦解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我们所选择的社会制度的价值基础。一段时期，一些人利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个别论断，或者抓住苏联东欧剧变等事件，大肆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他们或断章取义，或以偏概全，或故意无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成果，企图解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其三，防止夸大党史中一些容易引起误解的问题。比如，在讲述某些历史时期时，将正常的思想交流、政策探讨、路线分歧，甚至是基于维护党的团结和原则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歪曲为纯粹的个人恩怨、权力倾轧。他们热衷于挖掘所谓的“内幕”，利用一些未经证实的传闻、回忆录中的片面之词，进行主观臆断和恶意解读，将复杂的历史进程简化为庸俗的“宫廷政治”叙事。坚持大历史观，要求我们把历史人物和事件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理解其复杂性、多面性，分清主流与支流，不能用支流否定主流，更不能用猎奇心态和阴谋论视角取代严肃的历史分析和事实。坚持大历史观，要求我们在处理类似问题时，重在分析历史根源而非纠缠个人责任，这才是科学的态度。比如，以叙述、反思革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的混乱、一些人经历的苦难，而将革命与现代化对立起来。历史反复证明，不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不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就无从谈起，现代化建设也就失去了最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基础。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争取生存权、发展权而进行的正确选择，是历史的必然。诋毁革命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就是否定中国人民争取解放和幸福的权利，否定新中国诞生的历史逻辑。评价历史人物，尤其是政治领袖，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将其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主要看其对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做的贡献，看其主流和本质。揪住细枝末节，用庸俗的眼光、八卦的心态去“解构”历史人物，是不严肃的研究态度。

其四，防止片面地现象地看待党史中的人物和事件。比如，关于“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认识倾向。一方面，对历史上的正面人物、革命英雄，刻意挖掘其所谓的“缺点”，甚至不惜虚构情节进行矮化、丑化；另一方面，对历史上的反面人物、国贼汉奸，则极力美化、洗白，要么突出其所谓的“人性光辉”，要么强调其“情有可原”，甚至将其打扮成推动历史进步的“功臣”。这种模糊是非、颠倒黑白的做法，消解了历史的正义性，模糊了美丑善恶的界限，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错误的历史观。看似“客观”“辩证”的叙事，其实并不完全符合真实的历史。还比如，不分战争性质，一味笼统地反对战争。战争无疑是残酷的，和平弥足珍贵。但是，刻意渲染战争的苦难、牺牲和悲情，将其描绘成纯粹的灾难，进而否定一切为正义、为解放、为反抗侵略而进行的战争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就不符合历史事实，我们一定要区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战争，是为了推翻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正义战争；抗日战争是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战争。一味地反对战争，而不分析战争的根源和性质，就可能得出否定革命、否定抵抗侵略的荒谬结论。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是中正的辩证的观点方法，似乎很注重两面论，其实是忽视了本质和主流，只是抓住了现象和支流，客观上宣传了错误史观。

反对错误党史观是一场长期的、复杂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我们必须要依靠科学的理论武器，要以确凿的事实、严密的逻辑、科学的态度来证伪这些错误的观点。我们必须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立大历史观、坚定历史自信，理直气壮地捍卫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历史、改革开放的历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强大的精神支撑。

（来源：“中南民大学报编辑部”微信公众号。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编辑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