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一直在曲折中前进，在很多方向和维度上取得了颇具时代性的成就与进步，当然，在不同历史时期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其中，选题以及由此形成的研究结构和学术气象，决定着不同时期党史研究的学术水准和历史方位，可谓党史研究学术化发展的决定性要素之一。很多前辈学者都高度强调选题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任何一本学术期刊都会将选题的创新性视为组稿、选稿、用稿的首要标准。在学术期刊编辑工作过程中，若干类型的党史研究学术论文选题具有明显的特质和秉性，审稿和编辑的难度较大，常常需要笔者去做一些学术史回顾、查找和比对史料等工作，甚至在一些情况下还需要亲自做一些研究，撰写若干学术论文，由此对一些类型的选题产生更多实际感受。尽管这些感受、判断和认识主要是基于一种更高要求的学术愿景和审稿标准，以及学术期刊在用稿、组稿方面“求新”“求变”的本质功能，但一些选题的确在研究思维的完善性和写作逻辑的自洽性等方面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地方。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仅从个人研究角度尝试总结在审稿和编辑工作过程中感受特别强烈的关于若干学术论文选题的一些认识和困惑，努力探究若干类型选题得以科学展开的各种可能性，借此促发党史学界对于学术论文选题的前置性争辩和开放性讨论，进而逐步明确科学选题的一些基本原则，并在学术研究的各个阶段提高选题的科学化程度，不断提升党史研究学术论文的写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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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学术专著，学术论文的篇幅相对有限，故而任何一个选题都需要在内涵的确定和逻辑的叙说等方面高度清晰，最好不要选择含义模糊或难以准确界定或存在人为争议的问题。但据笔者的调查和了解，几乎所有的党史研究学术期刊收到的自然来稿，恰恰在这方面很容易出现问题和不足，其中的关键之处就在于，某些研究对象本身的历史内容和理论内涵非常繁杂，难以在一篇学术论文中得到严谨界定和科学厘清，即使勉强建构起一个叙述框架，也难免遗留很多无法有效覆盖的历史空间，容易引起读者的疑惑和不解。
比如，“社会变迁”就是一个“巨型概念”，很难在一篇学术论文中涵盖所有相关历史内容。笔者就曾读到多篇研究和论述新中国成立初期某个地区“社会变迁”的论文，实际上就是叙述了某个地区在政治权利、经济生活、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思想观念等各个方面发生的积极变化，极大地模糊了“社会变迁”的概念意涵，且无论是写作结构还是历史内容均大同小异。进而观之，由中共党史本身的特殊性所决定，如何在革命时期的历史脉络和当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下准确理解“社会（史）”概念的理论来源、思想内涵和学术指向，科学区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语境下的“社会史”与类似“明清社会史”“民国社会史”等概念和场域的异同之处，进而使“社会（史）”概念适应独特的中共党史研究语境，生产出令人眼前一亮的学术论文，党史学界的相关探讨还远远不够。只有内涵明确、外延清晰且具有强烈批判意识和问题导向的“社会（史）”概念，才能发挥其重构历史和创新理论的作用。
再如，一段时间以来，关于中共“动员”的历史研究来稿较多，如将这些论文放在一起加以比照，则能发现“动员”同样是一个涵盖性很强的概念。无论是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很多历史事件的每一个步骤，都需要不同程度的动员，很多历史事件本身就隶属于更大范畴历史事件的动员环节。诸如政治思想宣传、参军扩军、军事训练、战争物资筹集、战勤战备、土地分配、农业生产、农民（地方）武装组建、民众支前等构成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动员机制的普遍性要素。因此，如在单独的学术论文中全面论列或搭配组合这些“动员”要素，就极容易形成同质化的内容结构和写作气象，导致此类论文的学术边际效益趋于递减。正是由于“动员”在中共党史上的很多历史事件中具有相似性甚至雷同性，不少类似论文并未展现或无法彰显特定历史事件本身的特殊性，从而削弱了类似选题和论文的学术合理性。
由上可见，中共党史中的一些概念具有较强的特殊性，与其他学科的类似概念及其内涵具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构成理解中共党史及其历史研究的底层乃至核心逻辑，而单篇学术论文无法承载这种“巨型概念”或“超级概念”。穷源究委，中国共产党拥有现代政党的一般性特征，但也具有异于其他类型政党的独特维度，这决定了“中共党史研究”在政治和学理等多种层面上的特殊性。其中，中国共产党长期奉行严格的集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更成为统管一切领域工作的执政党，与此相关的一些历史概念和历史维度等由此带有极强的统摄性，外延和内涵的边界有时显得比较模糊，常常需要更高超的研究技巧和更大篇幅的写作方能有所涵盖。
正因如此，在选题方面，年轻研究者需要力避那种以概念嵌套历史、以理论图解历史的不良倾向。比如，中共党史及其历史研究中的“社会”概念，还缺乏有针对性的深入讨论和清晰界定，利用起来需要格外谨慎。如果用“社会流动”的概念来框定和解读土地改革史、以“政治社会化”的概念来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以“社会整合”的概念来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主改革运动等，不仅对理解历史的本质没有实质帮助，而且在基本的历史逻辑和知识重述等方面存在一系列内在缺失。
与此同时，一些年轻研究者则对一些历史现象或历史问题作出不恰当的概念赋予。譬如，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统区青年学生的争夺、教育和组织等工作概称为“救济”，甚至生造出类似“思想救济”“理论救济”“军事救济”等次级概念，从而极大地泛化“救济”的概念，对重述和理解历史本身未产生明显的推进作用；将中国共产党干部群体特别是高级干部定义为“政治精英”、将一般党政干部群体特别是行政人员称为“技术官僚”、将改革开放后党政领导干部的代际转换称为“精英更替”等，实际上脱离了整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脉络和本质特征，完全不符合中共党史本身及其历史研究的基本语境；等等。显而易见，上述这种明显且严重的概念误置、误用、泛用等类型的选题及其写作，理应在党史研究中得到更多关切和反思，努力减少此类论文的“无效写作”。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党史研究中不能运用新型概念或理论学说来分析、解释或重构历史，而是需要年轻研究者扎实深入地研读与特定概念或理论学说相关的经典著作和延伸著述，真正厘清特定概念或理论的来龙去脉和外延内涵，特别是注重分析特定概念或理论产生的原初语境与衍化语境之间的联系和差异，并在此基础上考察特定概念或理论与中共党史本身及其历史研究所处多重语境之间的适配性。理论和历史之间的适配性，是检验此类选题是否科学的根本标准。反之，对概念和理论半生不熟、四囹吞枣，进而生搬硬套、强行阐释，必然导致此类选题走向不可规避的失败。即使研究者真正理解、消化了特定概念或理论，在具体行文过程中也要尽量避免先界定概念或理论、后叙述历史内容的结构设置。这种写法极易带给读者一种以理论图解历史、理论与历史“两张皮”的不良感觉。
进一步来看，围绕特定概念或理论而展开的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及其写作，大多带有“新瓶装旧酒”的特质，但困境在于很多“新瓶”既不“新”或不完全“新”，又带有一些明显的历史和理论漏洞，无法很好地覆盖或诠解具体的党史问题。因此，新一代年轻研究者理应充分意识到此类选题的难度，除非研究者在一个较长的学术史脉络中有能力刺破既往的认识框架，或特定概念或理论与党史问题具有高度的适配性，才可以研究和写作此类党史选题。
一段时间以来，“新瓶装旧酒”的党史研究论文在自然来稿中的占比很高，但通过率和刊用率都很低。如何做到真正的融旧铸新，进而提高这一类型论文的写作水准，需要引起党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讨论。但无论如何，年轻研究者需要力避那种将现行概念盲目运用到历史问题上、将历史问题完全等同于现实政策的选题。此类选题在写作逻辑和史事呈现等很多方面显得似是而非。比如，将中国共产党处理和善后某些革命根据地内个别工人罢工事件的行为称为“危机公关”，将“服务型党组织”的概念用于概括革命时期城市地区的某些产业支部，用当下的“司法工作”概念分析革命根据地的司法活动，将“企业家精神”的说法用于分析20世纪50年代的劳动模范群体，等等。
应当指出的是，此类选题及其写作既不符合起码的学术研究规则和人类的基本思想逻辑，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基本准则。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早就清醒地指出这一点，要求在历史学选题的过程中务必摒弃比附式的研究。正如翦伯赞所言：“不要类比，历史的类比是很危险的。在不同的历史基础上，不可能出现性质相同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例如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时期，都有无产者，但是不要忘记西思蒙第所说的一句中肯的话，‘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而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记》第二版序言）。”近年来，也有历史学者直言不讳地对此类研究现象提出批评，认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研究面临着很多挑战，不少年轻研究者在还没有对那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抑或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化”问题进行实证性研究的前提下，就纷纷开始论证他们当年各自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作出怎样的贡献。
的确如此，中共党史上的很多研究对象本身的概念界定和历史意涵具有很强的模糊性，它们共同塑造了丰富多彩且异常复杂的历史图景，这也正是中共党史研究不同于其他历史研究领域的一个方面。如果年轻研究者在学术起步阶段不注重党史研究对象本身的高度复杂性，既是对历史本体的一种错误定位，也会在具体研究、写作和寻求发表的过程中遭遇更多困难。其中，将一些历史问题的“思想”与“实践”在主标题和具体行文中加以并列论述的选题，在写作逻辑方面就存在很多不足。最直观的感受和印象是此类论文会形成两个叙述中心进而造成“双主题”，这与一篇学术论文只解决一个问题或主题的规范性要求背道而驰。更重要的是，很多历史事件和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多因一果或一因多果的，并不是单纯的一一对应。如果不考虑这些问题，类似论文的研究合理性就可能有所不足，多少表明研究者缺乏关于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前置性或预设性考量，至少对“思想史”和“实践史”之间的复杂关系缺乏充分的理论运思。从严谨的学术思想史角度观之，不注重“思想”和“实践”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度揭示，正是传统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大流弊，其往往将思想（制度）表达与思想（制度）实践简单等同起来，这是新一代研究者需要规避的问题。当然，“思想”与“实践”不可能完全分离，但在一篇单独的学术论文中，至少还是应该有所侧重：可以侧重“思想”，兼顾与之密切相关的“实践”性内容；可以侧重“实践”，兼顾与其密切关联的“思想”性内容。
与“思想”（“思考”或“政策”）与“实践”并列论述的选题类型相似，还有研究者在论文中着重叙述新中国成立初期若干行政管理原则的“确立及其实践”，不仅在具体行文中将“确立”和“实践”分列为平行或独立的两大叙述结构，造成事实上的“双主题”，而且给读者的感觉是先确立原则再开始实践，但通读全文可以看出，事实上很多情况是一些地方先实践，中央再据此确立原则。因此，在论文主标题以及具体行文中并列论述一些历史问题，在根本上存在偏离历史实际的情形。此外，还有不少论文将“历史进程”“历史图景”和“历史经验”“历史启示”“现实意涵”等并列在一起加以论述，除造成“双主题”的逻辑与写作困境外，还涉及很多需要讨论的历史理论问题。总而言之，从科学选题的角度讲，这些思考和原则绝非可有可无。
二
如果仅从21世纪特别是最近十几年以来党史研究学术论文的选题结构来看，局部性、精细化的趋势和走向是非常明显的，各种形式和类型的个案研究层出不穷，有力地助推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特别是中共地域史研究贡献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史研究几乎一半以上的学术增量，学术进步的脉络和质量是有目共睹的。当然，党史研究领域的个案研究范式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局限性，比如历史内容的同质化、研究对象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不足或不清晰、个案研究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模糊，以及由此决定的个案研究能否涵盖和诠解更大范围的“核心议题”，等等。尽管整个历史学界围绕“碎片化”问题已经进行了很多讨论，但离切实解决或缓解个案研究所面临的学术困局还有很长距离，导致个案研究的学术边际效应趋于递减。因此，正视个案研究的内在局限和不足之处，努力寻求提升个案研究之学术含金量的方法与途径，理应成为包括学术期刊编辑在内的整个党史学界在今后一段较长时期内所面临的急迫任务。
但必须指出的是，作为个案史研究的主体学术形态之一，中共地域史论文所表现出的“碎片化”并不是抽象、泛化的，常常有其特定而具体的内涵和表现。比如，相对于历史学论文所必需的多元化史料结构，单一的史料来源（哪怕是前人未曾搜集和利用的地方档案）就是“碎片化”的；相对于地方性事件同样潜具的那种高度丰富和异常复杂的历史内涵，基于单一史料来源的简单叙事就是“碎片化”的；相对于很多地方史料本来所具有的丰富历史信息以及重建历史叙事的巨大潜力，那种盲信文献信息和大篇幅直接征引地方史料的做法就是“碎片化”的；相对于通过具有独特性的地域史叙事而进一步发现或阐论一种新型“问题”“主题”或“议题”的学术愿景，既缺乏新意又流于形式的所谓“结论”“结语”等思想观点就是“碎片化”的；等等。换言之，地域史研究并非天然就等同于“碎片化”研究，这就要求研究者最需要探讨和实践的突破进路仍然是如何提高地域史研究的综合性程度和整体史水准，“综合性思维是必要的，而地方正是这种思维的宝贵孵化器。探寻一个地方的本质，必须仔细研究自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在人文领域，地方同样是有效的综合性思维载体”。近十几年来，国内在史料搜集和资料整合等方面获得的时代性进步为此提供了较好的前置性条件。
考虑及此，中共地域史论文的整体史研究和综合性写作，就至少可以在两个维度上得到不同程度的实现和发展。一是“叙事导向”类型的写作。首先，研究者需要明确研究对象在历史本体维度上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这些地方性事件或者产生了全国性影响，或者在地方党史的发展脉络中足够重要，且在与其他地方同类型历史事件的比较和观照中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其次，研究者需要确保史料来源和类型的多元化以及解读和组接史料信息的丰富性，并在此基础上极尽充实、丰盈地展现历史图景和史事结构，将与特定地方性事件相关的几乎所有自然地理、政治政策、行政隶属关系、经济结构、社会文化等因素有机融会在一起，同时充分观照地方性事件与宏观历史之间的本质性关联，进而构成兼顾“上中下”“左中右”的复杂历史叙事。直言之，就是既要“讲”“好故事”，又要“讲好”“故事”，这样的地域史论文才可以有效承载时代进步所造就的学术写作的无限潜力，会得到学术界的肯定和历史学期刊的青睐，拥有很大的发表潜力。二是“问题导向”类型的写作。如果不考虑所选研究对象在历史本体层面的典型性和代表性，那么就需要努力从地方性事件和地方性知识中提炼出一个新型历史学“问题”“主题”或“议题”，并以此为中心全面统合相关的史料和信息，重新讲述或建构一个与既往研究有所不同甚至存在很大差异的历史叙事。与“叙事导向”类型有所不同，“问题导向”的综合性写作并不意味着面面俱到，而是需要紧密围绕着一个新型历史学“问题”“主题”或“议题”的论证或阐释而展开，与此无关的历史元素则可以少写或不写。在很多情况下，这种“问题”“主题”或“议题”带有很强的概括性，本质上是理论问题（往往与政治学理论及其“核心议题”相关），故而如何注重历史叙事过程中的理论思辨性和论证逻辑性，实现历史和逻辑的高度统一以及叙事和理论的双重创新，就成为“问题导向”类型研究和写作的关键所在，这对很多研究者而言是一个巨大考验。
应当说，近些年来，无论是业已公开发表的论文还是期刊收到的自然来稿，都能看到“叙事导向”和“问题导向”的地域史论文已经积累了不少成功案例，亟待党史学界给予较为完整的学术史梳理和评析，进一步总结出一些具有可行性的研究和写作经验。但无论如何，“无综合则无个案”“无议题则无整合”理应成为中共地域史论文在选题和写作方面的一种探索与致思方向。
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史研究领域的中共地域史研究类似，单一革命根据地史研究在本质上也具有个案研究的性质。从这些年来笔者参与审稿和编辑的情况来看，很多相关论文无法科学地定位和解答为何必须选择此根据地而非彼根据地作为研究对象这一前置性问题，亦即无法很好地明确特定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特殊性，从而模糊了论文写作的出发点和选题的合理性，给审稿工作以及后续的学术评论等留下很多困惑。因此，如何“发现”特定根据地本身的历史特殊性或在阐析特定历史问题时“赋予”特定根据地以一种历史独特性，无疑是提升单一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之科学性程度的要冲所在。这就既需要研究者熟悉几乎所有根据地历史的整体脉络特别是其中的重要历史问题，也需要研究者熟悉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个根据地史研究的学术脉络、主要进展和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党史研究者有必要充分感知各个根据地不可能孤立存在和发展这一基本事实，从而重视和展现各个根据地之间那种带有必然性的“联系”“交流”“互动”的历史过程及其本质，甚至进而探究革命进程中华北、西北、东北、华东、华南等各个“地理大区”范围内的大规模结构性整合，深度探察特定历史问题的更多因果联系，从而挖掘更多具有统摄性的中观、宏观历史选题。应当说，此类选题的论文数量不多，但这些年来也总是会间断出现。比如，李金铮《跨区磨合：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之间的本币关系》（《开放时代》2023年第1期）、刘岩岩《从“同频”到“共振”：抗战时期晋绥和陕甘宁边区的多维经济互动》（《安徽史学》2023年第1期）等论文，就是相当不错的代表作。
与此相类，党史学界一直在努力推动的改革开放史研究，就应充分汲取中共地域史研究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宏观历史脉络尚未厘清的情况下更应如此。除继续加强类似安徽小岗村之于农村改革史、苏南地区之于乡镇企业史、北京中关村之于科技发展史、上海浦东之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史等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个案研究，以及类似改革开放初期福建“松绑放权”事件、深圳尝试发行特区货币等一系列“不可替代性”的历史问题之外，党史学界尤应注意选题的宏观史属性和价值，加强全国层面改革开放史问题的择定，积极尝试“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类型的写作思路。特别需要将现象级别的问题上升到理论级别的议题，尽量规避研究伊始就陷入个案范畴和细枝末节的写作模式，至少在中观叙事层面（比如整个“长三角”或“珠三角”等核心“地理大区”的改革开放史研究）有所作为，并在此基础上着力探讨当代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的高度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特别是“不走回头路”的历史与哲学意蕴、改革开放本应坚持和发展的体制结构与运行机制，以及科学认识和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等一系列“核心议题”，从而真正有效地促进改革开放史的学术化进程。
此外，还有两类来稿数量较多的党史选题，也具有较为明确的个案研究性质，如何取得学理突破尚需党史学界的积极探讨。一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各地的传播史研究。很多相关论文所涉大部分文本内容以及地方知识分子在其间所发挥的作用等论述，同质化的现象近年来开始凸显，特别是将多篇类似论文放在一起加以比照时的感受就会更加强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目前大部分来稿的情况观之，可能与研究者无法更好地分类和整理传播史文本的内容体系，以及更为准确地建构文本内容之间的理论逻辑有关。这常常又与很多研究者缺乏较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特别是不熟悉马列主义原典文献等因素之间存在隐秘的因果关系。因此，如何发现马列主义在中国各地传播过程中所呈现的特殊性及其本质，或能否以一种新型理论“问题”“主题”或“议题”重新研读和建构传播史文本的内容体系与思想逻辑，将可能影响此类选题的写作前景。二是这些年非常兴盛的单一报刊史研究，几乎将个案研究的特性和不足推促到一种相当极致的程度。本来，报刊仅仅是历史研究所仰赖的一种基础史料，但当研究者将其转化为一种直接的研究对象之际，很多历史和逻辑的深层问题与不足也会迅速凸显。毕竟，报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功能和价值，绝非单一报刊所能实现的；中国共产党宣传活动和组织机制的形塑、运行和发展，也不是报刊媒体所能单独承载的；相较其他研究对象，报刊在整个中国共产党历史脉络中仅仅处于“环节”的属性更为突出。准此而论，如何正视单一报刊史研究本身的学科秉性，加强报刊史的宏观史研究和整体史取向，持续提升报刊资料引用和利用的科学性，值得整个历史学界的专题探讨和实践调适。
要而言之，任何形态的个案史都需要研究者准确定位具体问题在整个宏观历史脉络中所处的方位和地位，需要特别重视和明确个案史研究对于校正、创新和发展中共宏观史研究的意义维度，全面梳理与特定个案研究对象相关的所有历史知识系统和关联性因素，进而建构出一种关于个案问题的整体历史图景。如果特定个案研究对象无法实现最低程度的综合性写作，无法通过个案研究提炼出具有学术创新意义的“问题”“主题”或“议题”，那么研究者就需要思考类似研究对象的学术合理性，可以考虑重新选择更为合适的选题。
由是言之，党史研究者仍然有必要集中关注和全力重塑“非碎无以立通”与“非通无以识碎”之间的张力性关系，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须臾不可分离、不可偏废。最近十几年来，各种类型史料的集中整理，特别是不少电子资料数据库所发挥的资料整合作用，极大地提升了党史研究的整体史书写前景，为党史学界重新审视“宏大叙事”的性质、意义和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中共宏观史研究的学术导向，提供了新一轮的初始条件。最重要的是，党史研究者需要充分考虑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遵从集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现代政党组织，政策的制定、施行和落实大致采用一种可以在不严格意义上称为“宏观主义”的原则以及从上至下的行政层级贯通方式，这就决定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史内容具有天然且高度的同质性，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必须先从宏观层面予以把握。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现代意识形态色彩还非常浓厚，因此“各种实证研究最后都无法回避对其意识形态的学术阐释。而意识形态的总体性呼唤着学术阐释的整全性”。从历史认识论的层级观之，无论是宏大叙事还是一般意义的宏观史研究，都可以让一些看似无关的历史细节在更大范畴的叙事脉络中找到一席之地，“因而得以给关于过去的知识提供正当理由，而且它也可以支持依附于特定的民族、国家……的主叙事”，“如果是真理和正义……要对人们提出任何要求的话，都会要求至少有点大写的历史的痕迹。否则，留给我们的将仅仅是此刻使人感觉良好（或尽管不好，但让人满意）的事物”。由此缘故，党史研究学术期刊理应在推促党史研究的宏观史转向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理应在今后一段时期内逐步鼓励和青睐更为宏观的历史研究论题，主张年轻研究者如果觉得哪个党史问题值得研究，首先需要从宏观研究入手，争取先在宏观层面搜集史料、建构历史脉络并提出原创性的理论阐释，从而为某个时段或某个维度的具体问题研究提供知识和思想前提。即使一时间无法实现宏观层面的历史建构，也需要以此作为中观、微观甚至个案研究的努力方向和最终目的。毕竟，“学术研究与写作的基本原理就是：没有博通基础，难为专精之学”，“确定研究问题的过程就像漏斗一样，从一个宽泛的领域出发，逐渐缩小范围，使其更加明确、更加有意义”。客观而论，从近年来公开发表的党史研究学术论文结构来看，这种选题思路和研究理念正在重新得到诸多历史学期刊的重视。尽管各个期刊的办刊取向和用稿结构有所差异，但《以……为例》《以……为中心》这样的论文题目数量相较以往已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很多学术编辑认为此类多少有些“以小搏大”“避重就轻”性质的选题，在很多情况下难以有效涵盖主标题的内容范畴和历史意涵。
近年来，由应星等学者再次激活的革命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等研究形态和选题类型，就是中共宏观史研究取得的一项重要进展，很好地反映了研究条件改善所造就的具有时代性的学术进步。类似论文的总量虽然不多，但非常吸引学术期刊编辑的注意。《中共党史研究》就曾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的地理学因素（地理学、地缘学视野下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列为2021年征稿的“第一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革命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需要高超的理论水准和问题意识，目前一些来稿论文业已暴露出不少问题，需要引起后继写作者的重视。比如，革命地理学中的“地理”是布罗代尔意义上的概念，必须在一种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下才能真正理解和阐述。换言之，地理因素在历史进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但这种决定性作用只有在长时段历史脉络中才能体现。因此，此类论文必须体现一种长时段的治学思维和写作气象，否则就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主旨。
就笔者目前所能看到的若干革命地理学来稿，研究范围尚未达到应星等《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学视角（1921—1945）》（《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3期）、徐进《地形与战争：中共武装行军问题研究（1927—1945）》（《民国档案》2022年第4期）等论文所涉时间长度，显然降低了其学术水准。当然，短时段的历史事件也可以置于革命地理学的视窗中加以研析，但如何科学展开，还有很多理论问题需要探讨。
再如，在革命地理学的论文写作过程中，如何将地理因素融入具体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和进程中，而不是将地理因素作为一种前置性的历史条件加以单独叙说，是确保此类论文写作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曾有来稿论文将某根据地的军事地理环境介绍（包括区域位置、区划、地貌、水文、人口、铁路公路交通等）设置为独立的第一部分，这种写法实际上预设了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但事实上的情势和结构要更为复杂：一方面，若历史时段太短，则无由承载地理环境的决定性意义；另一方面，在具体历史事件的发展和变动过程中，某些地理因素会影响人们行为的选择，在一些情况下甚至会决定历史事件发展的方向和路径，但人们在地理环境的制约下也不是完全被动适应、无所作为的，而是主动利用甚至改造地理环境。质言之，地理因素的长程决定性作用是与人们对地理因素的利用和改造的能动性结合在一起的，革命地理学研究应当同时观照这两种因素，而不是单独突出地理因素，地理因素绝不是独立发挥作用的。
与上述问题相关，地理因素在历史发展的不同脉络和语境下具有相似性、相关性甚至复发性，亦即地理因素在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地位、所发挥的作用，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都可能存在，有其基本相类的发展轨迹和运作机制。因此，若欲研究特定地理环境下的地方性事件，就需要考虑这一地方自身的历史特殊性以及这种特殊性是否与其他地方的类似情况之间存在本质性差异，这就更加需要宏观历史知识和比较视野的介入。一言以蔽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和教育早已形成非常深厚的学术传统，如果相关研究者能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逐步运用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宏观历史研究中，在历史地理学的框架下重构革命根据地的武器生产与装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灾害及其防治、三线建设的整体分布乃至学术流派的生成与互动等一系列问题的历史图景，相信将极大地推进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必将有效改善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写作的选题结构和人文导向，“基本的地理学研究带来的开阔视野，正是对现代高度专业化趋势的重要平衡”。
承上所论，比较研究类型的论文因其需要观照更多相关历史内容和宏观史知识，故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宏观史属性或至少有利于宏观史研究的发展，本来应该得到更多倡导。但从笔者审阅过的比较研究类型的党史研究学术论文来看，尚存在不少明显的不足之处。一是比较研究的对象不够对等或种属同异范畴不相吻合。比如，有论文直接将“蒋介石”或“阎锡山”和“共产党”作为比较对象，从而违背了比较研究对象的对等性原则。二是比较研究的对象在历史本体层面的性质和效力等维度存在不对等的情况。比如，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一些历史事件中的参与力度本身就有很大差异，对于一些战略、方针和政策的理解和冀望存在天然差异，甚至也有“当局者迷”和“旁观者清”等较为极端的情况，这种比较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就相对较小，当然也与一些论文没有很好地观照和彰显相关的多重历史内容有关。三是经常出现以共产党的强项和国民党的弱项加以比较的选题。比如，以共产党最为擅长的“动员”尤其是思想宣传和政治组织能力来比较国民党在这方面的天然缺陷，但因其属于两党的“党性”问题而早已成为一种历史常识，故而此类比较研究的历史主义色彩较弱，实际上是以“后见之明”来研究和叙写历史。四是一些论文缺乏恰当的比较项或没有总结出可以比较的维度，仅仅将比较对象的相关历史内容列为独立的两个部分，将比较对照的任务交给了读者，完全脱离了比较研究的写作框架；等等。由此来看，比较研究以及相关学术论文写作的难度还是不小，虽然相关论文在来稿中的绝对数量不多，但问题和不足比较突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可见，比较研究属于中高难度的历史学论文类型。或许正因如此，一些历史学者主张年轻学人尽量避免选择比较研究类型的论文写作，“原因是这类题目在学术上就极富挑战性，要求研究者对各个比较对象都有相对精深的研究和探索”。
当然，尽管重启中共宏观史研究、重塑中共党史的“宏大叙事”已经迫在眉睫，但从年轻研究者的学术成长角度来看，在单篇学术论文里去研究和写作一些时段过长的专题通史问题，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题方向。但此类论文在党史研究学术期刊的来稿结构里占据较多数量，很多研究者偏好写作以“建党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以来”“百年党史”“当代中国”等为时段范围的宏论，可惜审稿通过率和刊用率都很低。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年轻研究者一般缺乏系统而深入的宏观历史知识，很难全面掌控相关历史问题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其间的知识谱系和内在逻辑；二是不容易出新意，很多专题通史内容业已成为教科书级别的常识，极容易陷入“炒冷饭”“重复研究”的困局；三是因需要照顾到各个历史时期，很多内容的论述浅尝辄止，反而忽略了更多富具价值的史实和信息；四是历史分期往往沿循整体通史的写作结构，脱离了专题研究对象本身的独特发展逻辑；五是大部分论文最后部分的所谓“结论”“启示”等内容的同质性很强，没有总结出具有独特性尤其是新颖的史识；等等。因此，如何写好这种长时段的专题通史论文，还需要一些专门探讨，其中确保所选议题或特定视角本身的学术新意可谓关键所在，不能“为了宏观而宏观”。同时，党史学界还有必要在“理想类型”的层级上厘清“通史（研究）”“宏观史（研究）”“长时段（研究）”等不同概念的界分，适当辨析具体研究形态和相关学术意识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比如通史书写并不完全等同于宏观史研究，宏观史研究又不完全等同于长时段研究，表面的长时段选题及其写作并不必然具备长时段视野或长时段意识，等等。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划分有助于明确宏观史研究的选题方向、写作取径以及整体的学术方位。
此外，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具有显著的“政治史（学）”属性，有可能为式微日久的政治史乃至整个中共宏观史研究的再次复兴带来新的希望。当然，经过十几年的学术推进，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在选题和写作方面本身存在着一些需要改善和修正的问题，笔者业已就此作出初步总结和阐论，不再赘述。如果新一代年轻学人具有较好的外语素养，且能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到当代中国外交对象国的档案和其他类型史料，则有必要继续加强这方面选题的研究和写作，党史研究学术期刊理应给予更多支持。
三
从提高党史研究学术论文的整体性水准和宏观史价值的角度来看，还有一些选题类型的作用和意义以及具体的写作方法等值得进一步讨论。比如，史实考证作为党史研究乃至整个历史研究的一种悠久的学术形态，很有学术价值，但的确需要研究者首先从宏观上考量这些问题在整个中国共产党历史脉络以及党史研究学术版图中的重要性。一个基本判断原则就是，史实考证的问题最好对理解重大的宏观党史问题具有真正而显著的意义，对重建宏观历史或推进重大党史问题研究具有实质性价值，可以有效影响学术界对于历史事件的重构或历史人物的重评，有可能改变未来的宏观史书写。否则，就没有多少紧迫而显著的意义去进行考证，或可以暂时搁置考证工作。特别是那些具体的历史时间、地点、人物等要素，如果研究者不能合理评估这些细节性问题对于宏观党史书写的重要性，不能科学定位具体史实在整个大历史脉络中的位置与价值，那么这种史实考证论文的学术价值就需要研究者谨慎研判。
至少就党史研究及其学理特殊性而言，中共党史的宏观研究长期不发达，很多宏观历史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建构与还原，必然导致一些微观史实的学术定位和研究价值不清晰，这是党史研究将长期面临的一大现实境况。我们通常所说的“宜粗不宜细”，在这里大致也是适用的，不是说有些历史细节不应该搞清楚，而是需要首先厘清这些历史细节是否拥有更大的史学价值。也许正因如此，龚育之在一篇文章中曾说：“日子的考证，说重要似乎也没有那么重要，如果还没有考证清楚，说得含糊一点似乎也未为不可。”金冲及就中共一大代表人数考证的问题直言道：“后人固然不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也不必把简单的或已基本清楚的问题再过分复杂化。”这些党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学者常常认为，在一些情况下，部分历史叙事的适当含混要好于缠绕不解的状态，难以在短期内厘清的历史内容无妨暂时搁置，采取一些模糊处理的表述。
进而言之，即使所考证的史实本身具有明确的宏观历史价值或研究者很好地将史实考证与“核心议题”联系了起来，研究者也需要考虑完成史实考证的可能性以及论证过程的严密性等问题。由于一系列原因，绝大部分党史问题的核心史料处于匮乏状态或不可知境况，故而大部分有关历史问题细节的考证往往是依据已公开出版著述的梳理和比对作出基本研判的。研究者一方面总会找到一些可以支撑其基本论点的外缘性史料，另一方面也需要靠“（合理）想象”“（合理）猜测”来建立史实之间的联系与逻辑，往往给读者带来考证过程貌似合理但又不能完全信任的困惑。另外，党史基本著作中的一些问题是否适合作为史实考证的直接对象，如何更为科学地考证和校订党史基本文献中存在的一些错误，尚需要历史学界与党史和文献工作部门共同进行专门讨论。如能加强直接而持续的学术对话，努力形成历史学界与党史和文献工作部门的良好互动，将进一步有助于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发展。
主要利用数据分析和表格汇总乃至类似于数学建模的方法来梳理相关历史（学）问题信息的论文，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史实考证的特征。得益于各种类型史料的电子化以及电子检索数据库的建设，研究者获取各种历史数据的条件和能力得到较大提升，相关来稿近年来开始增多，但观察整个历史学期刊的组稿用稿情况，此类论文的发表率非常低。这种被称为“计量史学”“统计史学”方法的本质是一种量化分析，体现了“强实证主义”的治学理念。比较明显的问题和不足在于，此类风格的学术论文比较缺乏历史感，难以将数据变化与可能的历史和文化因素之间建立起科学的因果逻辑，特别是有可能放大或完全忽略一些偶然性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单纯的数据变化分析很难得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或认识，并未引申出一些具有历史深度的新型“问题”“主题”或“议题”。这也许就是数量分析方法在现代史学研究中一直未能形成有效学术传统的缘由之一，当下的党史研究者仍然有必要从世界史学史的发展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此外，大约从2010年前后逐步兴起的中共概念史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党史研究的“新文化史”转向。但随着研究和写作的铺展与深化，也有较多研析特定概念历史演变的论文开始带有浓厚的史实考证意味和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概念史研究的原初使命，值得引起相关研究者的注意。
总而言之，史实考证类选题在党史研究的论文写作中具有较大难度，这可能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和传统实证史学有着本质区别，以及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本身的宏大价值远远大于其微观价值等因素之间存在根本关联，同样需要党史学界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历史哲学层面予以科学分析，展开专门的理论总结和学术研讨。从笔者与一些作者沟通和了解的情况来看，一些年轻研究者尤为缺乏将史实考证与党史研究的“核心议题”加以联系起来的知识积累和学术能力。而正是由于尚未形成这种感知、掌握和运用宏观历史问题的能力，所以他们常常倾向于选择一些较为细枝末节的史实考证作为研究和写作的主题，这就陷入了典型的“恶性循环”。因此，提高史实考证论文的写作水平，仍然取决于研究者在理解宏观与微观之关系这一历史研究的“元问题”方面，习得一种更高程度的学术自觉和理论创新。（未完待续）
（来源：“四史与马院”微信公众号。原文载《党史文苑》2025年第1期，注释从略，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编审。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编辑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