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平县付各庄老集，称“二、七集”每逢阴历二、七日，邻近一带村民趁月色和星火前来赶集，不少外地商贾也云集在这里。老集始建于明朝末年。昔日，地处滹沱河北岸，是上游至藁城，下游到天津的水运码头。往来路人较多，街道商号和店铺林立，物资丰富，成交额很高。老集上每年一次5天的秋季庙会，搭台唱戏，各种民间艺人摆场卖艺为庙会助兴吸引客商，赶庙会人成千上万，络绎不绝。1931年付各庄党支部成立后，积极组织党员群众，在中共安平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充分发挥了老集来往路人多、党的基础好等优势，开展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
20世纪30年代初期，滹沱河连年发大水，庄稼被淹，粮食歉收，广大农民生活极端贫困，很多户连盐都买不起。为了养家糊口，不少农民便以刮盐土淋绕小盐或贩运小盐，供自己吃外，还能卖点钱维持生计。付各庄、油子、武营一带的村庄是安平县淋烧小盐的主要地区，付各庄老集是周围村庄销售和外运小盐的场所。
小盐的大量生产和外运，使封建统治者出售的高价官盐滞销。反动政府为了限制农民运烧小盐，成立了盐务缉私队，豢养了一大批盐巡，规定了罚款章程。盐巡们时常结队骑马到各村搜查，见到盐锅、盐具就砸，找到小盐就抢走，见熬盐的人就抓起来罚款。村党支部成立后，先是把刮盐土的穷人组织起来，成群结队地去刮盐土。大家用扁担挑着筐，盐巡抓人，他们就马上集合，用扁担打盐巡。如果有人因为打盐巡被抓，就发动他们的老婆孩子一起向政府要饭吃。当时反动政府，置百姓的生死于不顾，巡民多次找政府讨回公道，且告状无门。
1932年春，付各庄村党支部在中共安平县委的领导下，根据形势需要，为维护盐民的利益，发动盐民进行斗争。组织群众进行联防，不让盐巡糟蹋东西和逮捕人，贩盐的人要成帮搭伙、互相照顾，遇上盐巡就打，不叫盐巡捉住人，不损失东西；加强宣传，提高盐民的觉悟。让盐民充分认识到，盐巡人少，有枪不敢打人，盐民有几千人，联合起来就能搞好自卫。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淋浇贩运小盐的村民相继建立起了自己的自卫组织齐心会、运盐队等。
齐心会制定了章程并起草了《告盐民书》，同时还动员村内群众支援盐民斗争，明确了联络信号等。齐心会规定：以户为单位参加，全村人互相帮助，有事大家挡；盐巡兵来了不叫他砸锅、抢东西、捉人，若是打起来大家齐动手；盐民受公伤全村养活，死了大家出钱买棺材；打伤或打死盐巡后打官司由会长出面，费用全村负担；发现盐巡就放两响炮，全村合伙打盐巡等等。共产党员崔顺同、李拴成是齐心会中的骨干，他俩带领齐心会成员曾几次集结盐民，在老集中街的永兴号小茶馆和白家饭馆，通过和盐巡理论、拳打脚踢等形式开展斗争取得胜利。
1933年冬季，付各庄庙会期间，安平、饶阳、博野、蠡县四个县的50个盐巡，骑马尾追3辆博野县贩运小盐的车。盐巡到庙会后，庙会上的群众看到盐巡个个眼红，人人愤怒，成百上千的人涌到茶馆来，举拳咒骂、喊打。盐巡吓得心惊胆战，想跑又跑不出去，只好哀求掌柜的找来村长，向村长苦苦求情，请求群众放他们回去，说了很多好话后，群众才放他们逃走了。
付各庄村党支部领导盐民进行反禁烧、禁运小盐的斗争，狠狠打击了反动派统治者的嚣张气焰，大灭反动派的威风，长了穷苦农民的志气，保护了盐民的利益，鼓舞了广大农民反抗统治者的士气，同时也团结了群众，扩大了党的影响，有的盐民通过反盐巡斗争加入了共产党，壮大了党组织在农村的力量。
据《中国共产党衡水历史》第一卷载：1933年冬付各庄庙会期间，几十个盐巡骑马追赶三辆运小盐的大车。赶庙会的群众见状大怒，上千人围住盐巡高声喊打，盐巡们被群众围困，运小盐车辆安全脱险。党领导的盐民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反动统治者的嚣张气焰，大长了人民的志气，保护了盐民的利益，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老集上锄奸
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安平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县游击大队政委兼县委军事部长张根生的《滹沱河风云》载：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初，叛徒可庆增来到傅各庄伪警察所活动，我们接到他来到傅各庄的情报后，认为这是除掉他的有利时机，便研究制定了一个除掉他的计划。第二天，恰好是傅各庄的集日，我们派手枪班班长阎志学带几名手枪队员，装扮成赶集的群众，到集市上寻他。上午十一点钟左右，叛徒可庆增果然大摇大摆地来到集市上。几个队员将他团团围住，一拥而上，把他捉出市场。经过审讯，他对所犯罪恶，供认不讳。当天晚上，我们把他枪决在傅各庄南北两个岗楼中间。我们公然在敌人两个岗楼中间进行锄奸活动，岗楼里的敌人看得清清楚楚，但都老老实实，谁也没敢打枪。天明之后，两个岗楼的伪警备队长和伪警察所长都围过来看。伪警备队长说：“孙所长，你可要注意啦，可庆增可是毙在你岗楼附近呐。”伪警察所长忙说：“吴队长，你也要小心哪，他是被打死在咱们两个岗楼中间，不偏不向，咱们彼此彼此吧。”叛徒可庆增的可耻下场，使安平城的汉奸特务大为震惊，都说：今后可得少做坏事啦。
老集上抓捕的叛徒可庆增，原是县文建会的干部，“五·一”大扫荡后，经受不住残酷斗争的考验，叛变投敌，当了敌新民会武装宣传班的特务。他大肆美化日本侵略者，为敌人侵华大造舆论，甘当敌人的喉舌，极力鼓吹“王道乐土”，肆无忌惮地污蔑我党我军和我抗日群众，威逼抗日干部向敌人“自首”。为敌人刺探我党我军的情报，他带领敌人各处搜捕抗日干部及其家属，真是罪大恶极，恶贯满盈，是日寇的一条忠实走狗。以前，为挽救、争取可庆增，我敌工干部耿洪昌曾多次对他进行教育，对他晓以民族大义，劝他改邪归正。他不但不接受教育、停止作恶，反而变本加厉，对抗日的破坏愈发猖獗起来。开始，我们曾想用反奸之计，借敌人之手把他除掉。我们曾秘密地给他写了一封信，伪称给他布置任务，让做内线工作的同志将信丢在伪警察所长孙玉书门口。孙玉书急忙报告，敌人把他吊在屋梁上痛打一顿，打得他死去活来，他仍不回头，仍不思改悔，继续为敌人效劳。为了打击敌伪的猖狂气焰，替民除害，经县游击大队讨论，把他定为“单打一”锄奸对象。
《安平县文史资料》载：可庆增投敌后，在傅各庄炮楼当了特务，带着敌人到处抓村干部、共产党员和我军伤病员，由于他熟悉情况，我抗日政权屡遭破坏。根据可庆增的罪恶，中共安平县委于1943年10月做出决定，要除掉可庆增这个叛徒，并研究决定由县大队手枪班完成这项任务。这天正是傅各庄集日，手枪班长阎志学等人一大早在灰白的雾气掩护下，来到傅各庄一间临街的闲屋，在窗口观察着街上的动静。“班长，你说可庆增这小子能来吗？”屁股蹲在筐里的队员陈贵恒问。“你就放心吧，这小子是鱼贩子筐里的王八---集集到。”队员赵义宗（付各庄人）抢着回答。阎志学也说：“我内线掌握的情况，不会有错。”十点多钟，街上渐渐热闹起来，阎志学等人装扮一番。先后从闲屋走出。阎志学戴一顶瓜皮小帽盔，身穿黑绸子褂，抬头挺胸，一走三晃，像个公子哥儿，旁边的赵义宗戴深灰色礼帽，一身商人打扮，肩上的肩担挂着两只大皮箱，后边不远的陈贵恒扣了一顶旧毡帽，一双露脚的破布鞋趿拉着，肩上挎着盛着韭菜的筐子，再后面是几个农民模样的赶集人紧跟着。快到晌午了，天气逐渐热了起来。“怎么还没影儿呢？莫非……”阎志学不由猜疑起来。正在这时，一个肩背褡裢，顶着破草帽的人从阎志学身边走过时低声说：“东南方向来了。”阎志学一看，果然有个身穿长衫，头戴白边黑礼帽，鼻梁上架着一副茶色眼镜的人朝这边走来。不错，正是叛徒可庆增。阎志学向身旁的赵义宗递了个眼色，赵义宗就悄悄绕到可庆增的背后，陈贵恒等人也做好了准备，眼角里瞅着阎志学。此时，可庆增来到一个最热闹的人群里，阎志学见时机已到，立刻抬起右手去摸自己的耳朵，赵义宗、陈贵恒等人见到行动信号，迅速包抄上来，赵义宗放下肩担，快走几步，把可庆增死死搂住，阎志学夺了他的枪。当这个叛徒开始觉醒，要挣扎叫喊的时候，陈贵恒等人也已上来，有的拧胳膊，有的捂嘴，把可庆增反绑起来，并在他背上披了一件大褂，从外表看就像一个人倒背手一样。“不许出声，放老实点，跟着前面那个挑担的人走，不然就打死你！”阎志学的手枪顶在叛徒的腰眼上，低低的声音命令着，可庆增被眼前的阵势吓得魂不附体，裤子也尿湿了，乖乖地按照命令，离开傅各庄向孝林村走去。在孝林村，我县大队审问了可庆增，当夜把可庆增押回傅各庄，处决在岗楼旁。把除奸布告，压在可庆增身上。第二天，敌人发现了可庆增的死尸，吓得几天没敢出来，可是受尽凌辱的人民群众心花怒放了……
老集堡垒户
在抗日战争时期，掩护抗日人员和共产党员的家庭统称为堡垒户。付各庄村党支部在抗日战争期间利用老集“来往路人多，便于掩护”等优势，在老集街道中选定了堡垒户、地下交通员和联络员。他们通过集市遛弯、放哨和挖地道等形式掩护了抗日的县区干部和八路军伤病员等。
张根生在《滹沱河风云》载：日军派出伪军和特务四处打探我母亲的下落，母亲早已不能在本村安居了，只好四处躲藏，过着流浪的生活。但她非常乐观，没有一句怨言。常对人说，儿女们都去打日本鬼子，当娘的没二话。开始，母亲到游沱河南李重华町村的村长李杏吉家去住。李杏吉夫妇对母亲十分热情，他们把最好的一间北屋腾出来，让母亲去住，烧柴、吃水、住房都不要钱。母亲在他家住了一年多，和李杏吉夫妇亲如一家。由于在一个地方住得太久，怕不安全，又搬到傅各庄赵清晨同志家居住。赵清晨同志原在县公安局工作，后调到县游击大队任副大队长。他家中只有妻子和两个孩子，靠他妻子种地为生，勉强糊口。但他全家待我母亲却胜似亲人，吃住都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敌人进村扫荡时，一家人首先想到我母亲的安全，搀护着老人一起逃难。
据河北经贸大学辅导员赵敬兰回忆：抗日战争最残酷时期，我父亲赵清晨曾任县游击队副大队长，我母亲是八路军联络员，也是红色堡垒户。需要把一区的文件送到二区，这个工作就交给了我母亲。半夜里母亲把信件放到几公里以外的南牛具村的一大片坟头圈里，有一棵大树的树根上有个洞，她把信件放到里面后，用砖头压好，再用土埋好，还用杂草盖一下。母亲说第一次在半夜去坟地时，非常害怕，但为了支持父亲的工作，完成组织上交给的艰巨任务，她克服恐惧，一次次挺过来了。接信的是二区的地下共产党员，我的姨姥姥的丈夫。母亲以这种方式送了很多年情报。因为常年为革命奔波，她无法精心照料自己的孩子。说起来挺悲惨的，我有四个哥哥，都是四五岁时因发热夭折了。那时没有药，医生也很少，我家里又穷，孩子病了只能是听天由命。
母亲思想很进步，担任过妇联工作，抗战时期粮食紧张，她组织妇女带头去地里给八路军拔野菜，做粗柳饼，往高粱地里给八路军送饭，做军衣军鞋。
县大队政委张根生的母亲曾在我家住过很长时间，因为张根生家离安平县城近，日本鬼子经常在附近扫荡，为了安全，张根生的母亲就到我家长期居住。我母亲是个非常善良，特别能干，能吃苦的妇女，她宁肯自己吃不饱，也要让老人吃好、吃饱。一直到解放后，张根生母亲才回自己家。
20世纪70年代末，张根生为了感谢我母亲，专程从北京来我家探望。我母亲非常感动，这真是生死之交啊！
老集上的两面政权
《中国共产党安平历史》载：1942年6月，县委根据上级的指示和安平抗战形势的变化，做出采取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的斗争策略之后，便积极改造伪政权，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日军开始建立乡村伪政权时，许多村的党支部便准备合适人选，让那些平时不引人注意、但又觉悟很高、党性很强的党员或非党靠近党组织的人去充任伪乡长、村长、联络员。有的伪人员是日军指定的，党支部便逐一考察，不可靠的就设法换掉；对于通敌报密、证据确凿的予以镇压；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地方，便派进一些区、村干部去掌握情况，开展工作，指导伪职人员按党的政策办事。这样一来，伪联络员实际就是共产党的情报员和交通员，伪村长就是抗日村长，伪大乡公所名义上是日军的政权，实际上是应付日军、为共产党办事的两面政权。
1942年6月，日军在付各庄建立伪政权一一伪大乡公所和村维持会，选设了伪村长（维持会会长）和伪联络员，办公地在老集中街路北粮食店。维持会建立时，村党支部书记张供有，按照县委的指示，选派了平时不引人注意、但觉悟很高的共产党员张占元担任维持会伪村长，共产党崔占彬（崔五奎），担任维持会联络员。崔占彬有三个儿子，让两个儿子参了军，大儿子崔青杰参加120师，二儿子崔黑虎在华北野战军二纵六旅任副连长，这两个儿子都牺牲在战场。张占元担任维持会伪村长，实行了革命的两面政策，维持会名义上是日军的政权，实际上是应付日军、为共产党为事的两面政权。日伪交办的事，他能不办就不办，能拖就拖，能软抗就软抗，实在拖不过去的就制造假情况欺骗敌人。付各庄维持会的办公地点，还成了县游击大队的秘密交通站。暗地里给共产党、八路军做了不少工作。有一次，维特会的联络员崔占彬，找到在家的县游击大队副大队长赵清晨（付各庄人）说：“有三个伪军在老集上抢老百姓的东西。”赵清晨火速赶到老集上，用枪顶住了一个伪军，让他们都举起手来！教育他们看清形势，改邪归正，不能再做伤害老百姓的事。还让他们放了被抓到岗楼的抗日区小队员马占海。1943年秋后。伪村长张占元，根据县委的指示，从日伪军的虎口里，把付各庄维持会的五车小麦，运送到40华里外的彭营村，为八路军充实军粮。1944年3月，张占元根据县游击大队的安排，把付各庄的崔锅明、老集上铁货铺的李健（东河町人）、北苏村的苏小红等人打入老集东口的日军岗楼。他利用和日伪的关系，配合县游击大队政委张根生、副大队长赵清晨等人于1944年3月攻克了这一岗楼。张根生在《滹沱河风云》中写道：“共产党员张占元同志、是傅各庄的两面村长（既是我们的抗日村长，又兼任伪村长），这个同志抗日立场坚定，对我们部队有过很大的帮助”。
拔掉害集岗楼
抗日战争期间，日伪军在付各庄老集东西路口，修筑了两座高大坚固的岗楼作为据点，其中一座驻扎日军1个小队，另外一座则驻扎伪军一个排（伪警备中队）。日伪军经常在老集上明抢暗偷群众的财物，敲诈勒索，甚至乱打人、抓捕人。集市上的人们苦不堪言，迫切要求我军对这批日伪军给予严厉打击。
张根生的《滹沱河风云》载：傅各庄是安平县东北部的一个小镇，“五.一”大扫荡后，敌人在这个镇里修了两个大岗楼。东边的岗楼更大些，经常驻伪警备队的一个中队，兵力多时，达到一百多人，少时也有四十多人；西边的岗楼略小一些，驻着伪警察所的三十六名伪警人员。这两个岗楼在全县算是比较大的岗楼，控制着湾沱河北的大片村庄，是敌人设在一个区的中心据点，对我们的抗日斗争危害很大，是敌人钉在我县东北部的两根钉子。
1944年2月，当我们连破王六市、南寨两个岗楼之后，沱河北的二区内只剩下义门岗楼和傅各庄这两个岗楼了，其他岗楼已全部撤退。傅各庄岗楼已成为政人在滹沱河北，维持摇摇欲坠的伪政权的重要支柱。断了它的这根支柱，义门岗楼将不打自撤，敌人就会被全部赶出二区。我和几个大队干部早就想把这个岗楼打下来，彻底解放二区。根据以前几次破楼的经验。为了减少部队的伤亡，仍不宜采取强攻，还是采取里应外合、内外夹击的方法。才是攻取傅各庄岗楼的上策。傅各庄虽有两座岗楼。但西边的伪警察所岗楼战斗力不强，如果打下东楼，西楼就没法坚持了。恰好，东楼里还有一个我们打进去的内线关系，叫崔锅明（付各庄人），给敌人当伙夫。但他一个人在里作内应，显然是人单势孤。他又是一个普通农民，没有作战经验，完成内应任务有一定的困难。为加强内线的力量，我们从大队干部战士中选出机敏灵活、能说会道的十四岁的小侦察员苏小红。通过敌工部门了解到，他有一个舅舅在傅各庄伪大乡公所做事，和伪军中队长很熟悉。因此，便请他舅舅介绍，以给伪军中队长当勤务员的名义，打进岗楼。聪明伶俐的苏小红同志一打进岗楼，就以他的灵活善讲讨得了伪军老婆们的好感，齐声同意收留。
苏小红同志趁热打铁，把伪中队长李志欣紧紧贴住，整天围着他转，给他端茶倒水，洗衣叠被，把他伺候的周到妥帖。还发挥了他能说会道的特长，李志欣喜欢听什么，就给他讲什么，整天笑话不离口。他喜欢干什么，还没等他开口，这小勤务兵都替他做完了。他喜欢赌博，苏小红就给他支招，帮他出主意，让他每赌必赢，苏小红讲的笑话，把那几个伪军老婆乐得前仰后合，都说这孩子嘴太巧了，苏小红成了中队长的大红人。中队长说：“少一个吃粮当兵的没啥，少一个苏小红可不行。”对于那些伪军们，苏小红也是投他们所好，并不疏远他们，主动亲近他们。陪他们一起吃吃喝喝，岗楼里从上到下。每个伪军差不多都对他言听计从，受他摆布。
苏小红在岗楼里立住脚之后，常给我们送出有用的情报，我们认为可以考虑攻打这个岗楼了。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九日，我们几个大队干部一起研究了破傅各庄岗楼的作战方案。为了稳妥起见，我们当天晚上派人进安平县城。使打进宪兵队的李健同志在第二天火速赶到傅各庄，以他的合法身份在岗楼内指挥，拖住敌人，配合行动。又把破楼时间和部署通知岗楼内的苏小红和崔锅明。
李健同志是安平县东河町村人，十五、六岁就参了军。一九四二年“五，一”大扫荡时担任县大队青年干事，一直表现很好。这年冬天不幸被捕，经过营救，被放出来。根据当时形势所需，大队领导决定李健同志仍留在敌人内部做内线工作。现在全县形势好转，他可以回队了。李健和伪军中队长李志欣早就熟悉，是个“老关系”。因拔掉傅各庄岗楼是一次重要的作战任务，所以决定调他来指挥这一战斗。
三月一日，我们又把一、二区游击队集中起来，以配合我们一起行动。当天晚上，我带着这二百多人的部队秘密潜入傅各庄，在东岗楼附近的院落中埋伏起来。
这天下午，李健按计划从县城赶来，伪军中队长李志欣见宪兵队来人执行公务，哪敢怠慢，少不了一阵热情款待。为疲劳和牵制伪军们，李健拍拍衣袋里的钱包说：“今天，蒙各位招待，我心里高兴，腰里有钱，想跟李队长和各位弟兄在牌桌上会一会，咱们是天不亮不散，谁也别拉松套。”伪军们一下子嚷开了：“好，够义气，瞧得起咱哪！”伪军们一窝蜂似的拥到了赌场，吆五喝六地赌起来了。
这天，敌人的全部枪支仍按惯例放在岗楼的二层上，机警的苏小红看看天快明了，便趁敌人赌得不可开交之际，悄悄地摸进岗楼，把放枪支的二层楼门紧紧锁死，坐在门外等待攻楼时间的到来。
引发了伪军们的赌兴之后。李健见赌徒们已红眼相对，绝不肯轻易散场时，自己却借口上厕所抽身出来了。
拂晓，攻楼的时间到了，崔锅明背着个大筐来到岗楼门口。对哨兵吆喝了一声：“喂，放吊桥！我要出去买菜。”
哨兵懒洋洋地问了一句：“这么早就出去买菜？”
“没见从宪兵队里来了贵客嘛！”
哨兵没什么说的了，吱吱嘎嘎地放下了吊桥。崔锅明磨磨蹭蹭地走上了吊桥，在吊桥上，他的腿带突然开了，他在桥上蹲下来，慢慢腾腾地扎着。
我们埋伏在附近院落的部队，见吊桥已经放下，知道攻楼时间已到，因为落下吊桥就是进攻的信号，便急忙向岗楼冲去。门口的哨兵见这么多人向岗楼跑来，忙问崔锅明："这么多人要干什么？崔锅明说：“是给岗楼送东西的吧”哨兵哪里肯信，急忙又拉起吊桥，崔锅明早有准备，一刀砍断了吊绳。吊桥又落下来了。我们顺利地冲进了岗楼。
李健和苏小红早已冲上三层。一枪打死顶层上的哨兵，控制了制高点，忙对外高喊：快往上冲啊！
赌场上的敌人听见枪响，忙向二层奔来，想要操枪，只见李健、苏小红端着枪，怒目横眉地立在二层楼门前。李建大喝一声：“谁敢上来就打死谁！”苏小红说：“你们都老老实实的，我保你们活命！”有几个亡命之徒真不知好歹，不听劝阻，弓着腰往上就爬，苏小红几颗手榴弹扔过去，那几个家伙就坐了“飞机”。其他伪军被吓得像滩泥似的颓然坐倒，被冲进来的游击队员们押了出去。
但是，手榴弹的连续爆炸却把岗楼的底层炸着了火，火势熊熊，他们两人已无法顺着楼梯走出岗楼。我们在楼下的人眼看他二人出不来，都很着急，急得我们围着岗楼直转圈。人群中忽然有人喊了一声：“顺绳子溜下来吧。”这句话倒提醒了他们俩，他俩急忙在岗楼上找到了一条粗绳子，绑在岗楼的垛口上，顺着绳子溜了下来。见他俩安全下来了，大家一齐欢呼，拥上前去同他们握手，祝贺胜利。我也走过去和李健、苏小红、崔锅明三位同志紧紧握手，当即表扬了他们内应工作干得漂亮。他们几人很谦虚地说，这算不了什么，大家都在为抗战出力。三位同志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又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了。整个战斗不到三十分钟就结束了，除有三个顽固的伪军被炸死外，一个中队的四十多名伪军全被我们俘虏了。还缴获了长短枪四十多支，子弹一千多发和一些其他物资。驻在西岗楼的伪警察们听见东楼枪响，吓得连看都不敢看，根本不敢过来增援，慌忙弃楼逃跑了。从此，安平东北部和饶阳、肃宁、博野、蠡县五县接合部的二百多个村庄连成了一片，成了冀中军区的大块连片的根据地了。这次战斗，我们只巧攻其一楼，却得其两楼，真是一石击二鸟，一箭射双雕啊！
新中国成立后，老集烽火的革命精神传承至今，记载着一代代付各庄人。近年来，付各庄“两委”班子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大力挖掘整合老集红色文化，利用老集优势，打造红色老集党建品牌，助推了乡村治理增效提升、和美乡村建设等项工作。该村获“衡水市文明村”“河北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示范村”“河北省卫生村”等荣誉称号。
（转自衡水党史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