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河北农村地区涌现出了一群特殊的“革命房东”——堡垒户。他们充分利用自家院落、房屋和地道，为全民族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的堡垒作用。
抗日烽火中的坚定选择
全民族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河北敌后抗日战场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特别是1941年至1942年，日军发动“治安强化运动”，施行残酷的殖民统治、“扫荡”“清乡”“三光政策”，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冀东潘家峪惨案和冀中“五一大扫荡”都是日军暴行的罪证。
在这种情况下，冀中、冀东、北岳、平西、太行等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区大大缩小，大部分变为敌占区和游击区。河北各级党政军组织被迫撤离根据地，留下的抗日力量如同散落的火种，分散在广大农村地区。这些分散隐蔽的队伍大多是党的地方干部和游击队，他们虽然熟悉环境，但如何落脚和生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此，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贯彻“到敌后之敌后”的方针，决定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在农村建立堡垒户，由堡垒户承担起保护掩护抗日力量的任务。
冀中子弟兵母亲李杏阁（中）往地道内送水
各地方党组织在群众路线指引下，开始逐步发展堡垒户。然而，如何选择和确定堡垒户，各地并没有统一标准。在可靠、安全的前提下，当时河北各根据地主要考虑家庭状况、社会关系、房屋院落、家中地洞地道等情况。比如，冀中十分区在选择堡垒户时规定：在政治基础、地理条件好的村子选建堡垒户，堡垒户应“对革命有认识，抗日坚决，胆子大，有骨气，能守密；家庭人口不多，没有小孩或小孩很少；房院部位合适，能藏能走”。深县县委选择堡垒户的条件是：“政治上必须绝对可靠；必须挖一个秘密的藏身洞；堡垒户应是敌人‘清剿’时不注意的地方，避免敌人搜查”。另外，有的地方倾向于贫苦农民，“堡垒户是抗战的铜墙铁壁，一般是贫下中农，大多数是烈军属、干部家属，他们能够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我抗日干部和军队”。有的地方侧重于妇女，“堡垒户大部分是有中老年妇女能当家作主的人家，当敌人包围搜查时，许多老大娘、大嫂把干部、伤病员认作自己的儿子、丈夫”。除了贫苦农民外，中共还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将堡垒户扩大到地主、富农、保长等群体，主动发展“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
按照以上标准，党组织往往先做党员干部家属的工作，联系他们在农村的亲族关系，再进一步“调查”发展对象。调查的内容主要是敌人在该村的活动情况，群众的情绪、思想活动，堡垒户周围街坊四邻的情况，在此基础上确定“白名单”，然后再接触和动员堡垒户，向他们宣传解释中共的抗日政策，克服群众由于日军迫害和殖民政策带来的恐惧心理，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就这样，河北各抗日根据地在抗战期间发展了一批可靠的堡垒户。据统计，仅藁城抗战时期就有堡垒户455户，分布在108个村庄。这些英雄的堡垒户配合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与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一条心”铸就铜墙铁壁
这些堡垒户担负起对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的掩护、救治、通讯以及保育儿童、坚壁物资等工作。他们通过挖洞（地道）、认亲、“两面政策”等多种方法组成深插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联合抗日的隐蔽系统。
堡垒户为方便掩护抗日干部和伤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在自家院落秘密挖掘地道，形成一套隐蔽而实用的地道系统。他们通常选择自家房屋内部不易被敌人注意的位置作为地道入口，如炕下、灶台后、牲口棚或院墙角落等，利用日常物品如柴堆、水缸、磨盘等作为伪装。早期多挖“蛤蟆蹲”这样的单口地洞，后发展为带多个出口的网状地道，设有通气孔、排水沟等。这些凝聚着群众智慧的地道，在1942年日军“五一大扫荡”后成为河北地区平原游击战的重要屏障，仅河北清苑县李庄村就挖了长达8公里的地道网，成功保护了大批抗日力量。
堡垒户家的地道为抗日军民提供躲避和工作的场地。比如涞水县王村乡祖各庄村的宋勇惠一家9口人，就像“保护眼珠一样”保护房涞涿县三区的3名干部——段诚、李志民、史学义。他们三人刚来到祖各庄村时，即使亮明身份，宋大爷一家也因曾有“白箍”（伪军带着白袖章）冒充八路军骚扰当地群众而十分抗拒，在多次接触后才放下戒备，全心全意地照顾起三位干部的饮食起居。即使后来他们扩充武装队，带着八九个队员来家里住宿，宋家也无埋怨，冒着巨大风险全力帮助战士们在家中挖建地道，作为掩护活动的场所。
堡垒户在伤员救治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八路军的医疗条件有限，常选用化整为零的办法将伤病员送到堡垒户家中救治，还将有条件的堡垒户家的地道、地洞改成了临时医院。被安置好后，伤病员都要“认亲”，以大伯、大娘、大哥、大嫂相称呼，商量好应对敌人盘问的办法。乡亲们烧水做饭，喂饭换药，待伤病员如至亲。战士们也和群众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在群众的掩护下开展抗日工作。“五一大扫荡”后，仅晋察冀军区第七军分区就有600多名伤病员分散隐蔽在冀西地区7个县的农村堡垒户中。第七军分区司令员于权伸、地委书记张达和、团政委孙洪志、团政治处主任赵绍昌等不少干部和战士都在堡垒户家经过救治又重返前线。
堡垒户不仅担负着掩护我党政军干部和伤病员的繁重任务，有时还负责为党政军机关传送信件、文件和情报。在敌占区，他们经常化装成走亲戚或小商贩，巧妙地通过敌人的封锁沟和据点，出没于城镇和乡村，传送情报和信件。在敌人围攻、封锁最严密的时候，一些八路军部队后方的被服厂、修械所、仓库，党政机关、社团报社也都分散在堡垒户家中，并在堡垒户的掩护下，坚持生产和工作。
“一家亲”唱响鱼水情深
“冀中区好地方，报子营有个李大娘。李大娘好心肠，爱护子弟兵美名扬。她待伤员似亲儿，伤员称她像亲娘。做饭熬粥不嫌累，接尿端尿不怕脏……”
正如歌谣里所唱，被称作“冀中子弟兵的母亲”的李杏阁是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地区著名的堡垒户。她出身贫苦，积极投身抗日工作，担任安平县报子营村妇救会主任，组织妇女支援前线。1942年日军发动“五一大扫荡”，冀中抗日根据地环境极端残酷。李杏阁不顾个人安危，在家中挖了两个地洞，专门掩护八路军伤员，并精心照料他们。她照顾伤员如亲生子女，自己吃糠咽菜，却省下粮食换鸡蛋给伤员补充营养。对生活不能自理的伤员，她用铁簸箕改制便盆，端屎端尿。她还学会了简单的护理技术，亲自为伤员换药。据统计，在抗战期间李杏阁共掩护、护理73名八路军伤员，她的家成为名副其实的“地下医院”。1944年，冀中军区授予她“冀中子弟兵的母亲”光荣称号。
在冀东滦县杨柳庄乡西赵庄子村，忠厚老实的赵凤池一家也是堡垒户。赵凤池家有时是八路军的临时指挥所，有时是情报站，有时是医疗站，有时还是后勤仓库……李运昌、邓华、陈群、苏梅、周文彬、杨思禄、李中权、彭诚、节振国等抗日英雄都曾在赵凤池家住宿、开会或者养伤。赵凤池还亲自为冀东暴动铁厂会师送鸡毛信。1942年，日军为了找寻被八路军缴获后藏在赵家的一挺机枪，活活踢死了赵凤池年仅12岁的女儿。赵凤池也被打得皮开肉绽，但他始终没透露八路军枪支弹药、物资存放的位置。1994年，原冀东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向赵凤池的家人赠送了“军民鱼水情”铜匾。李运昌深情地说：“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这个司令员！”
军爱民，民拥军。抗战时期，像李杏阁、赵凤池这样默默无闻、大公无私、不怕牺牲、不求回报的堡垒户还有很多：宁死不屈的“抗日模范”温秀芝、机智传递“鸡毛信”的地下交通站负责人王秀庭、舍命保护抗日干部的刘老庆、宁死不出卖同志的梁金蕊大娘等等，他们的英雄事迹和精神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革命房东”堡垒户遍布河北的各个抗日根据地。他们用最朴实的行动证明：人民，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来源：河北共产党员网。《河北共产党员》2025年7月下半月，作者系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研二处一级主任科员。原标题为“抗战时期的河北农村堡垒户”。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编辑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