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南县对敌斗争中的革命两面政策是在1942年“五一”前，在石德铁路和深磨、沧石公路两旁三里左右的村庄这个范围内开始执行的。这种革命的两面政策，是我们在“五一”反“扫荡”后在平原坚持群众抗日游击战争的一种新的斗争形式。实践证明，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是与敌人斗争的一种有效方法。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就是在以隐蔽的武装斗争为主的前提下掌握和利用日寇所组织的伪村组织，对敌人支应欺骗，以公开合法斗争配合武装斗争，掩护我之工作，保卫群众利益，从而达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战略目的。革命的两面政策，是适应游击区敌强我弱斗争的特点，为武装斗争服务的。主要是我对敌伪委派的村中办事联络人员进行工作，在切实掌握了他们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情况和时机，指令他们假报我活动情况，以多报少，以少报多，以真报假，以假报真，以有报无，以无报有，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使敌真假难辨，虚实难分，从而迷惑敌人做出错误判断，为我开展活动和歼灭敌人创造条件。此外，我们还交给联络员反侦察的经常任务。他们每一次到据点或岗楼必须侦察敌情，回来都要报告看到听到的情况，把名义上的敌伪联络员变为我们的真正情报员。如我部队秘密驻防某一村，联络员一般是不向敌人报告的，有时根据我们的指令，则以少报多，以无报有，或报告“平安无事”、“大大太平”，使敌人不得实情。联络员得知敌人要来村时，就立即回村报告，再叫另一个联络员（一般都设有两个联络员）去报告敌人（或联络员半路跑回向敌人报告说八路军到我们村了），以便阻止敌人来村中骚扰。有时候联络员故意披上破衣服、抓破脸，欺骗敌人，说被八路军扣住了，是偷跑出来的。敌人受骗还给联络员以安慰。如距魏家桥日伪据点三华里左右的李家村联络员李拐宪（拐子，其弟李振丰是共产党员，是我敌工部内线同志），1943年秋，就以这个办法骗得敌人的信任。一次一个村联络员遭敌殴打，孟家村、马家湾、唐家村、耿家庄、李家村、前台头、后台头、元西头等8个村庄的联络员就联合起来，都不去送报告。而这些村庄都是距魏家桥据点3-5华里的所谓“老爱护村”。同时利用敌人对拐宪的信任，要拐宪对敌人说：各村联络员愿去报告，但就是怕挨打。敌人见联络员罢了工，着急了，只好答应今后不再打了。革命的两面政策，是反掠夺、反勒索、反出工，保护群众利益、积蓄抗日力量的两面政策。对于敌人派粮、派款、派工等各项勒索，根据具体情况，或者说出不起，一点不给，或者尽量少给，实在不行添点，再不行再添点，以搪塞敌人。后来敌人看破了，故意多要。我们就以时给时不给，若断若续的应付，不催不送，催也不送，再催还是不送，以达到拖延或不送的目的。特别是1943年以后，我们一方面叫村中答应给敌人送东西，同时派武装中途截回，而后发还群众。拦截时故意鸣枪叫敌人听见，然后让联络员向敌人报告，说让八路军截走了。敌人也无可奈何。这样的例子很多。如我八区区长徐振戎同志就率领武装执行过这种任务。在出工方面，我们禁止青年出工，以派老头、小孩晚去早归中间磨的办法支应敌人，尽量使我人力不为敌利用。革命的两面政策，是反封锁的两面政策，是争取敌伪军、伪自卫团使之少做坏事或为抗日出力的两面政策。我们对一般的伪军是争取拉关系，对忠于敌人的伪军、伪警、伪组织，则经常破坏其交通与通信设施，并集中力量以武装打击之。敌交通通信设施遭到破坏后，日寇即处罚那处管段的伪军，这就增加了日、伪之间的矛盾，而便于我之争取。因此，有的伪军被迫与我订立只要我们不破路就掩护我们过路的“过路条约”。石德路伪军护路队长马玉生驻防在石德路南花盆炮楼，东至贡家台车站、西至王家井车站都为他管辖，1941年冬，他就同我敌工部建立了关系，订立了“过路条约”，特别在“五一”扫荡前后掩护了我们大量的军政干部和地方同志过路。我们还切实掌握了公路、铁路两侧村庄的伪组织、伪自卫团，使名义上为敌人看路的伪自卫团变为我们过路时监视敌人的岗哨和带路人。革命的两面政策运用的范围很广。如在文化教育方面，各小学备用两种课本，敌人来了拿出伪课本做样子，敌人走后仍读抗日课本。敌人召集教员到据点去开会，教员们也借机侦察敌情，作争取和瓦解敌伪军的工作。有不少革命两面教员后来变成了我们的敌工干部。如南马庄（距磨头据点5华里）老师刘健、刘光琴同志，支马庄（距磨头据点3华里）祝辉同志，冯家村（距磨头据点5华里）孙润田等同志都是，而且先后调到地委敌工部或深南县委敌工部工作。总之，革命的两面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群众利益，减轻各种负担及其他各种损失，掩护各种抗日活动，保存革命力量。两面政策是在敌强我弱不得已的情况下对敌所采用的斗争方法，仍须以武装斗争为主。本文摘自中共衡水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撰的《永恒的历史》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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