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中的晋察冀女儿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日军所到之处，烧杀奸淫，尸横遍野，尤其是妇女更遭受了比男性更重的痛苦。她们不但要遭受日本侵略军焚烧房屋、抢掠财物、毁坏家园、残杀亲人的痛苦，还要惨遭日本侵略者兽行的侮辱、惨无人道的蹂躏。
叶曼之拍摄的《刘耀梅之死》，反映的是“平阳惨案”中惨遭日军杀害的河北阜平县罗峪村妇救会主任、年仅22岁的刘耀梅的悲壮事迹。她的裸尸俯卧在血泊中，头颅被拧转180度仰面朝上，头颈之间只连着一层皮，胸前一大窟窿，四肢的肉基本被割去……照片用血的事实控诉了侵华日军在中国大地上丧心病狂的虐杀，也将一位宁死不屈、具有坚贞民族气节、感天动地的女英雄形象永留于世。
战火、暴虐、杀戮，给晋察冀妇女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灾难。但正是这残酷，使晋察冀妇女真正地成熟起来；正是这伤害，教会了晋察冀妇女更多的坚韧、顽强；也正是这灾难，使晋察冀妇女明白自己应该怎样“生存”，开启了自我解放的革命历程。
觉醒中的妇女群体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毛泽东主席“伟大的抗战，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等思想的指导下，拉开了空前规模的妇女教育运动的大幕。
晋察冀根据地开展妇女教育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北方地区一直流传的“天寒地冻把书念，花开水暖务庄农”的冬学传统，是妇女接受度最高、参与度最广、社会动员效果最好的一种教育方式。
冬学是一种利用农闲时间，加紧学习文化，学习救国道理与智识的教育方式。冬学教育本着学以致用的原则，以扫盲为起点，内容包括抗战教育、生产教育、民主教育、文化教育、道德教育、卫生教育等。因其教育形式简单灵活，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妇女参与其中。在河北省平山县妇女中流传着《咱们都去上夜校》的歌谣：“边区政府真是好，各村成立冬学校。劝姐妹，叫姑嫂，翻身文化要提高，咱们都去上夜校！”歌谣既表达了晋察冀广大妇女学习文化的热情和期盼，也反映了妇女民族解放意识与自我解放意识的觉醒。
觉醒的妇女们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学习上十分努力和勤奋。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曾经两次到过晋察冀边区，在他的著作《华北敌后——晋察冀》中，以热情的笔调记述了晋察冀边区妇女积极学习的情况：“在望都县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位快60岁的老太太，和她一个8岁的孙女，手拉手儿的去识字班上课，祖孙两个还提出革命竞赛来，看谁认得快、认得准，两个月过去了，在考试的时候，都及格了，认识了200以上的生字。”识字、学科学在根据地的普遍展开，使原本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不仅能认得“路条”，有的还能读书看报。沙飞摄于1939年5月的《战地妇女儿童考察团成员教边区妇女儿童读书识字》、石少华摄于1943年的《白洋淀妇女识字班》，就是反映根据地妇女学习文化热潮的典型影像。作品让我们目睹了在阳光照射下、春风吹拂中妇女识字的高涨热情，以及晋察冀根据地妇女教育的规模、无差别的普遍教学模式和欣欣向荣的学习场景。
随着妇女教育不断地向纵深开展，晋察冀妇女不仅在政治上、文化水平上都有了显著进步，而且生产积极性也逐渐被调动起来。她们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副业生产和纺织生产，尤其是她们对棉纺织生产作出的突出贡献，不但很好地解决了军队对布匹的需求，而且逐渐改变了过去人们认为妇女只有做饭、洗衣、带孩子的义务，没有参加社会活动的权利这种封建落后的想法。沙飞在1940年摄于河北平山县一个乡村的《轧棉花》，客观地再现了晋察冀妇女辛勤纺织的场景。轧棉花的妇女叫谷意瑞，丈夫因有残疾，不能劳作，一家4口的生活主要靠她辛勤的纺织来维持。作品歌颂了农家妇女辛勤劳动、默默奉献的美德。李途在1942年摄于河北平山的《农家之夜——纺纱图》，也是晋察冀当时“家家纺线，户户飞梭”热潮中的一个缩影。
在此期间，还涌现出大批妇女劳动英雄。如晋察冀边区劳动英雄韩凤龄，地里的活儿，耕、种、锄，都能干，在家里纺纱、喂猪、养鸡、管家务，而且还带头推动妇女生产。1944年5月，在晋察冀边区各种模范妇女大会上，她作为大生产运动积极分子受到了表彰。子弟兵母亲戎冠秀，曾经出生入死救助八路军伤员，大生产运动开始后，她被选为盘松村妇女拨工队长。每日黎明，她便敲起钟声，催人早起到田里去劳作。江波在1942年秋摄于平山县下盘松村的《黎明钟声》，用逆光拍摄、剪影式的人物塑造方式，把敲钟人戎冠秀——一位觉醒了的中国妇女“具象化”“在场化”为一代中国人民革命精神的化身，让我们看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民族危亡，晋察冀女儿们所表现出的自主意识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晋察冀妇女教育运动深刻地改造了晋察冀的文化生态，改变了以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观念，为巩固和建设抗日民主政权并推动妇女积极参政开启了崭新一页。
1938年3月至1940年10月间，晋察冀边区进行了3次民主选举，每一次选举，妇女们都踊跃参加。
在民主选举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一位女县长陈舜玉的当选。那时陈舜玉仅25岁，曾任边区妇救会的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她处事公正，办理公务条理有序，深得群众钦佩。当选前夜，她还在率领自卫队配合八路军攻打唐县县城。清晨，她飞马奔赴会场，在选举中，以全票当选为唐县县长。当选举结果揭晓时，全场掌声雷动。陈舜玉的当选，改变了旧社会对妇女的偏见，提高了妇女自身的社会地位，成为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典型模范。
战斗中的巾帼力量
动员青壮年参军，是晋察冀边区一项重要而艰巨的支前任务。晋察冀广大妇女以最崇高的母爱和伟大的民族牺牲精神，纷纷把自己的亲人送上战场。沙飞摄于1942年2月28日的《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反映了平山县八区165名参军青年之一的刘汉兴光荣入伍时，亲人为他送行话别的情景。画面生动感人，展现了模范的晋察冀边区人民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喜悦之情和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
全民族抗战时期，晋察冀根据地各部队的救护条件十分有限，伤病员大部分疏散在群众家里。当日伪军来搜查时，在枪口和屠刀面前，老人们总是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毫不犹豫地把子弟兵认作自己的儿女，许多大嫂、姐妹毫不羞怯地把伤病员说成是自己的丈夫、兄弟。在群众的掩护下，八路军的许多伤病员一次次脱离险境，为抗战保护了有生力量。石少华1942年、1943年摄于平山县下盘松村的《戎冠秀在精心照顾八路军伤员》《戎冠秀给伤员喂水》，成功地塑造了革命母亲戎冠秀的形象。像这样无私无畏掩护伤员的抗日母亲，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数不胜数。
除了救护伤员，晋察冀妇女们还日夜不停地为部队赶制军衣、军被、军鞋、军袜。沙飞1938年拍摄的《涞源县第十区杨家庄的妇女们在赶制军鞋》、1939年拍摄的《唐县抗日根据地女自卫队员正在为前线战士做军鞋》，以及石少华1944年拍摄的《冀中妇女缝军衣》等照片，展现了晋察冀妇女们专心致志做军鞋、一针一线缝军衣的场景。各种军需物品源源不断地送往战场，鼓舞了将士们作战的信心，拉近了军民之间的关系，处处呈现出“军民一家亲”的和谐场面。
除鼓励亲人积极参军参战、拥军支前外，晋察冀的妇女们还和男子一样直接参加战斗，活跃在烽火前线。田振彦摄于1942年的《冀中妇女挖地道》，近景的几位女性手拿铁铲铁锹，围成一个半圆在卖力地劳作，瘦弱的背影中彰显出巾帼的力量。流萤摄于1942年的《冀中妇女平沟队》，照片上一大排年轻妇女意气风发，在阳光下欢笑，本色地呈现出战争烽火中冀中妇女英姿飒爽而又不失女性美的风貌。
全民族抗战期间，晋察冀各地都成立了妇女自卫队。冀连波1942年摄于曲阳县十二区三八妇女节的《妇女自卫队进行武装操练》，沙飞摄于1940年3月8日的《河北唐县妇女自卫队军事科目表演》，徐肖冰摄于1943年的《太行山裹脚女民兵》，赵烈摄于1940年的《河北完县（今顺平县）北神南大刀队的姑娘们》，以及流萤摄于1943年的《冀中妇女慰问八路军伤员》等照片，都从不同角度真实地再现了晋察冀妇女自卫队员们不输战场热血男儿的英勇抗战形象。
正如作家孙犁所说：“就在这个风起云飞、广大农村激情动荡的时代，因为是由共产党掀起和领导，新的人民的、革命的文化，也就在春雷声中，给千百年来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晋察冀儿女们以从来未有过的突飞猛进的发展机会。她们以饱满的革命热情，走出家门，拥军支前、参战杀敌，与男性一样，担负着挽救民族危亡的重担，成为保卫晋察冀根据地、支援前线的重要生力军。”